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进入早期加速阶段，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随之发生剧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典型特征，工业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通用目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②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 

在传统的企业创新系统中，研发、设计和制造缺乏数字层面的相互支持，产品创新主要依靠实验室里的研发和设计，制造仅仅是“实现”创新的后端环节，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走向高度一体化，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数字制造采用一致的综合生产设计方法，使产品、设备、工厂和资源信息在整个流程中实现相互关联，数字量作为研发、设计、制造和管理的唯一依据（见图1）。数字制造搭建起连接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数字纽带，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密不可分，在提高制造本身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研发和设计的效率，增强了新产品的可制造性，缩短了产品原型的开发周期和制造周期，加速了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第一，制造流程的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在智能生产过程中，传感器、智能诊断和管理系统通过网络互连，生产设备成为物联网的智能终端，使得单一、分散的程序控制上升到综合智能控制。智能制造系统不仅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部件和产品进行实时监测，而且可以对系统本身进行检测和诊断，制造工艺根据制造环境和过程进行实时优化，提升制造过程的柔性、质量控制和生产效率。智能制造改变了以往制造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通过将数据系统化来实现制造成本、安全性和环境影响的大幅改善，具有“省钱、省力、省时、省能耗”的巨大优势。^③以西门子、大众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工业巨头，正在用智能制造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面貌。

第二，制造范式的定制化提高产品差异化价值。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正在使制造范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转变。制造范式的转变依然基于智能制造对制造流程的重塑，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预先设置了全流程的控制程序，所有流程、元件都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挖掘分析，以规模化的方式来获得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成为可能，^④有效解决了小批量生产的成本与周期问题。在智能制造范式下，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直接拉动制造业生产，可重构的柔性生产系统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具备了更加快速的反应能力。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利用用户交互平台将碎片化、个性化需求汇聚成批量订单，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物理系统，促进制造工艺和流程的数字化管理与产品个性化需求的柔性匹配，实现规模化定制生产，通过灵活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价值能力。在服装、家电、家具、汽车等消费品行业，已经涌现出大量个性化定制的案例。 

第三，制造外延的服务化提高产品附加值。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可以深度挖掘用户数据中的商业价值，更好地分析、决策、优化，通过提供主动跟踪、及时响应、智能应对的高质量服务拓展最终产品的潜在附加价值，全面改善用户体验。企业根据即时的数据反馈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和按需定制，进而满足了不同用户个性化、差异化的长尾需求。制造业企业普遍向提供“产品 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制造不再是单纯的产品生产，而是越来越向服务创造倾斜。制造业企业在产品之外为用户提供持续的“增值服务”，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和价值链的延伸。如三一重工将在全球售出的30多万台机械设备接入“根云”平台，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时采集近1万个运行参数，远程监控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并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故障维修，有效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

第一，智能制造“催生”数据要素需求。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支撑技术之一。在智能生产中，数据直接成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全过程数字化工厂以数据为纽带将制造系统和信息系统连接，车间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采集工业大数据，并上传到云计算中心进行存储、分析和决策。工业大数据的积累和投入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还能直接助力服务型制造。如西门子企业对企业（B2B）业务利用长期积累的制造数据优势，为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实现和优化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完成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制造执行、运营维护的全过程数字化，创造出基于数据投入的新增价值。

第二，智能制造“挤出”低技能劳动投入。智能制造以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为重要支撑，人工智能使制造系统具备了自行决策、自行维护、自行学习，甚至自行组织的能力，以数据挖掘和智能决策为主的工业应用能力大幅提升；而工业机器人集精密化、柔性化、软件应用开发等先进制造技术于一体，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成为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最高体现。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正大规模替代简单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等低技能劳动岗位，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比随之提高。例如，江苏某化纤车间在使用工业机器人后，劳动用工人数大幅下降了56%，固定资产折旧与用工成本之比从0.74提高到1.73。^① Dauth et al.（2017）研究德国案例时发现，每增加1台工业机器人会导致2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消失。^②随着人工智能与其他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同样出现“机器换人”的浪潮，制造业就业岗位明显萎缩。

新型制造技术的突破重塑了传统制造环节，不仅使得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上升，还导致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得以重构制造业竞争优势。这两方面因素削弱了发达国家外包或转移制造环节的经济动机，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环节，有计划地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面临调整。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制造环节的相对地位提高及发达国家对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双重影响，在恶化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

第二，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一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配合制造业回流、保护本土制造业和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逆全球化”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拉开中美贸易摩擦序幕并使之持续升级，剑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帮助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利益，试图从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更是明确表示支持本国企业回迁产业链或加强本国产业保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持续攀升是此轮贸易摩擦的“催化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①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严重威胁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中国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空间被急剧压缩。

第二，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制造业“换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其成熟及商业化应用催生大量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最终形成一批新兴产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技术、人才、供应链及销售网络上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后发国家需要经过艰难的技术追赶才能缓慢缩小差距。而在新型制造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遇。凭借良好的制造能力和信息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有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率先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并带动传统产业升级。

在内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中国制造业需要重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历史性机遇，顺应新型制造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

面对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国内出现打着加强自主创新，实则采取封闭路线发展技术和产业的论调，对中国制造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造成一定的干扰。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有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才能形成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应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一方面，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产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产品进口改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投资。

以国内需求为战略支点，培育国产化供应链，增强中国制造业韧性，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充分挖掘本土的市场规模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诱导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一方面，通过以5G为代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以重大科技装备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建设，高质量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改革，发展“互联网经济”“夜经济”等新业态模式，激活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对不同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现状和重塑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关键行业在国内推进供应链“备胎”计划，核心材料、零部件和软件要做到国际有来源、国内有备份。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率提升、创新激励、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应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助推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国可发挥在互联网行业的突出优势，提高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以互联网与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中国在嵌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演进放缓的势头。“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有能力以“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即将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机结合。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赶超可以提高分工地位，但空间收窄和难度增大；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为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打开新空间。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新选择，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起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注：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0年度智库基础课题《“十四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部分研究成果。